在2018年，中国监狱在押人员达到171万人，监禁率为每10万人中121人，远高于印度的35人和日本的38人。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张明楷教授指出，我国的重刑化程度明显超过这两个国家。面对犯罪率下降和社会治安改善的背景，高监禁率的现象引发了思考。他倡导的“轻刑化”改革究竟基于何种逻辑？

张明楷在2026年的研究中表明，中国已迈入轻罪时代，但起诉和监禁比例仍偏高。他的数据表明，近年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比例已上升至85%以上，这意味着多数入狱者并非因重大犯罪。相比之下，尽管中国重罪率并不高，但监禁率却是日本的几倍多。张明楷认为，一个国家的刑罚越重，犯罪率则往往越高，而监禁率在60%以下的社会治安普遍良好。

目前的刑罚体系未能适应犯罪结构的变化，导致量刑的一种惯性现象。办案人员在判刑时常常以法定最高刑作为基准，导致轻罪的量刑变得更加严厉。例如，盗窃罪的“数额巨大”标准未随经济发展调整，进入监狱的轻罪人员常常面临更重的惩罚。监禁刑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视，监禁不仅阻断了轻罪行为人的正常生活，还使其出狱后难以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。 球盟会

针对这一现象，张明楷提到可以采取替代措施，利用酌定不起诉的方式，把一些轻罪案件分流处理，而不是直接判为有罪并入狱。然而，真正阻碍这种转变的，往往是与办案利益挂钩的制度问题。

张明楷在与媒体的对话中坦言，拘留和逮捕之后，宣告无罪的几率微乎其微。这是因为“无罪”与公检法各环节的考核息息相关，每个环节都有动力保持有罪的结果。此外，罚没款的流向也影响了执法和司法的趋利行为。建议将地方政法机关的罚没所得全部收归中央财政，以打破与办案经费的扯不清关系。

尽管政策方向在向减少逮捕和审查起诉倾斜，但轻罪案件增速远快于不诉率的提升。张明楷认为，这反映出政策信号背后的考核和经济利益仍在制约办案人员，简单的政策发布难以改变现状。 球盟会

对于轻罪被告而言，经过监狱的程序后，人生轨迹往往被根本改变，长刑期的犯人更加受到时间的重压。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往往需20多年，很多出狱者与社会的联系已经遭到破坏，重回监狱的风险也随之增加。这一切表明，监狱并非一个养老机构，而是需要有针对性的改进与改革。